接上篇博文《优秀的科学家不一定是好的管理者》

傅斯年在谈到北大的几位校长时认为：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但办事却比蔡高明；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蔡、胡的办事，真是不敢恭维！蒋梦麟又对傅斯年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见《常言道》新世界出版社）

“功狗”论，语出《史记·萧相国世家》。话说当年刘邦带领一帮贩卒屠户打下天下，大封功臣。标准不是SCI，而是攻城掠地、斩将夺级（首级）。别人还在那算来算去，看谁功劳最大。可刘邦却认为萧何第一，谁也比不上他功劳大。大将曹参不乐意了：我等披坚执锐、出生入死给陛下打下天下，功劳反到不如一个“徒持文墨议论”的文臣！

刘邦说：你们懂什么！你们大家都了解打猎吧？追着免子跑的那是猎狗，而告诉猎狗兔子在哪儿的是人。你们这些武将，每个人都替我弄了不少兔子，充其量也就是一条猎狗的作用。至于萧何，指点你们猎物的方向在哪儿，这叫“功人”。啥也别说了，萧何第一！

蒋梦麟把蔡元培和胡适比作萧何（功人或功臣），而把自己和傅斯年比作曹参等（功狗）。言下意很明显：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胡适之于新文化运动，那都是开一代风气的人！蔡元培乃前清翰林，又留学国外，跟随孙中山革命，道德文章是那一代人里屈指可数的。胡适有提倡白话文的首功，又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开一代学风。这种人可以说几十年不遇。

傅斯年对蔡、胡二人执弟子之礼，非常尊敬，可也深知这二位都不是做具体事的人，换句话讲，不是好的管理者。对这种开一代风气的人，你不能要求他们太完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都是多面手，样样都行。另一方面，蒋、傅二人也过谦了。蒋氏的《西潮》也是影响了几代人的著作，傅斯年之于台湾大学，恰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今年夏天去台湾出差，有幸到台大一游，在“傅钟”前留影，知道傅氏对台大教育研究方针的影响至今不绝。

言归正传，私下却以为，当今缺少的正是“功狗”——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具有高超的管理技巧、踏踏实实为教育和科研发展办事的人。理由有二：

首先，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和机遇“开一代风气”。蔡元培和胡适都是不世出的人才。刘邦打了几十年天下，只有一个萧何。当汉军攻克咸阳，诸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的时候，他却一个人赶快把秦朝的丞相御史办公室里的图书档案资料收起来。没有萧何，汉朝得搞好几次人口普查才能把全国的情况弄清楚，现在的历史学家解不开的疙瘩就更多了。萧何多了不可能也不行，如果十个“功人”在那里“发踪指示”，只有一条“功狗”在那里追逐猎物，那还不乱套了！

其次，一个人再具天才，其创造性也不可保留一辈子。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和学者，更重要的任务是传道授业、奖掖后进，把自己的知识和本事无私地传授给学生，把自己的实验室、系所、学院或者大学的整体科研水平搞上去。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具备相当管理水平的科学家，把本领域优秀的人才团结到一起，带出一个个像样的团队，搞出一个个像样的成果，让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都能发挥出来，都productive。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优秀的科学家都应该注重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特别是管人的技巧，即英文所谓people skills。《科学》上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挺有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