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EQ和女明星的三围－数字和指标的暴政
2007.12.25
（这篇随笔恐不得人心。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在反对平等主义和鼓吹精英主义，我就无话可说了。欢迎讨论。）
人们对IQ、EQ和女明星的三围的关心，其实是现代社会的指标化和标准化特征的结果，其根源在于对平等主义的过渡追求和对权威及精英主义的过分疑虑。讨论IQ、EQ和女明星的三围的话题，并不是因为它们有趣，而是因为事关现代社会会中数字和指标的暴政。
IQ
昨天一位叫OK的网友说想知道我的IQ有多少。我的回答是：
问一个科学家的IQ是多少，相当于问女明星的三围是多少。
我只能说，做好的科学家靠的不只是IQ，作好的女明星也不是只靠三围。当然，好的科学家IQ不会太低，除非做的是非常技术性的活；好的女明星三围也不能太差，除非是特型女演员。
我的IQ没有测过，所以不知道是多少。我见识过的非常聪明人很多，自己总是觉得差一截，但也没有差太多。所以相对来说我的IQ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
EQ
于是又有一位叫EQ的网友说：“呵呵，鸿飞老师的类比很有趣。你的IQ应该很高，不过你的EQ可能不高。:)”
因为有:)，我知道OK是在开玩笑，所以我回答：
“EQ高有什么好？跟人精似的，不是很可怕吗？过得去不就行了。”
女明星的三围
拿IQ衡量人的聪明和智力程度、或用EQ来衡量人的情感成熟程度，和用三围来衡量女明星一样，应该是属于八卦范畴。
和女明星的三围值一样，个人的IQ值和EQ值很可能不那么固定。女明星可以通过隆胸、吸脂和节食等方法改变自己的三围，个人的IQ和EQ也可以通过经验、训练和突击准备加以提高。
IQ、EQ和女明星的三围
IQ、EQ和女明星的三围都是属于说出来过得去就行的指标。即使低于平均值，照样可以专门找适合自己特点的事情做。
如果IQ低一点，就不要从事那种对解决难题和临时动脑筋的能力要求高的职业，可以做技术性和重复精准性要求高的事情。
如果EQ低一点，就不要去从事那种需要随机应变能力和人事协调能力强的职业。尤其是不能去做那种低级或中级的公务员或雇员。
女明星三围小一点，出路其实很多。实在不行可以去找《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张导，再不行还可以做其它类型的演员。
社会的指标化和标准化
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乃是生活和决策的指标化和标准化。
所以，IQ、EQ和女明星的三围之类的东西才会成为值得关心的问题。在社会上和报刊杂志以及电影电视上，所谓高考分数，SCI文章和引用数，女人的三围，男人的身高和二头肌大小等等指标，都会成为大家日常谈论的话题。
人文学者一向对社会的指标化和标准化很反感，把它们当作社会和文化粗俗化和堕落的特征。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天的社会并没有比以前更粗俗化和堕落。只不过在今天以前粗俗化和堕落的人群，或者过去在社会中没有多少发言权的人群有了更多说话和表达的机会。所以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向他们致意的机会就越多，不知不觉中我们自己也被同化，以至于发现满大街上居然找不出一个不俗的人。
社会发展了，变得更平等了，社会中再也没有特权阶级和特权阶级文化的地位。既然大家不可能都向特权阶层的文化靠拢，也摆不起那个谱，为了增进平等，自然都得向下层阶级靠拢。
在一个平等的社会要做到公平，当然就必须借助于标准化；标准化的必然结果，当然是要指标化；在指标化的基础上，也可以做到对不同的层次有所区别。指标化和标准化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是行政主导和集中管理基础上的等级制的强化，如果没有很好的平衡力量，自然会出现数字和指标的暴政。权力越集中，行政主导越强，数字和指标的暴政就越难以摆脱。欺上瞒下，谎报数据和产量，就是难以避免的必然后果。
平等主义、等级制和行政主导
实际状况是，人们一方面要求平等，另一方面又对标准化和指标化的后果有意见，因为它习惯性地抹杀个性和差别。后者正是前者的必然要求，其结果是导致行政主导和集中管理。行政主导和集中管理其实正是更会给所有人带来麻烦的事情。
现代人的思想中最看重的是平等的重要性，对精英主义总是心存疑虑，但往往又不肯接受平等主义的诸多后果。现代的等级制，是和平等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却和精英主义毫无关系。
在中国学术界，最简单和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精英主义时代的以学术merit为基础的学部委员制，变成了平等主义时代的院士制。前者在选举时不会以任何数字化的指标为标准，而后者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指标化的倾向和影响。
那些在学术界要求平等和公正的人，自然喜欢和支持限制学术权威的权力。不过其后果是，在削弱学术权力的同时，必然会增强行政权力。
比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实行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双盲审阅，其前提是对指导教授和评审教授的学术公正性有疑虑，因此把论文送审的权力和综合评审意见的权力都交给研究生管理部门。殊不知，要买通研究生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比去买通教授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而且，本来是多个教授可以把关的事情，结果是把关权力都集中到了研究生管理部门。以前需要买通n个教授的事情，现在只要搞定一个研究生管理部门的级别不高的职员就万事大吉。所以，国内率先实行这一制度的某高校，很快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不得不在实行之后不久取消此作法。
学术界中的平等主义和精英主义
社会总是处于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交织的状况之中。精英主义必然导致大众的愤恨，成为社会中革命和反权威运动发对的对象。而平等主义又使得社会无法兼顾社会中的个体、团体因历史、环境、先天的机遇和后天的努力所导致的差异和不同，导致更多一刀切的后果和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多麻烦。
没有任何简单的先验的原则可以解决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这些自然存在的矛盾。对于这些简单的先验的原则的信仰，实际上成为了社会专制和少数人威权的思想和群众基础。在这种转制和威权之下，社会的确可以实现短暂和不稳定的平等状态，但这完全依赖于能够推行专制和威权的少数强人的存在。
和谐社会需要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交织的状况之中找到一定的平衡。这个平衡本身并不是静态的，会不断地变化和需要不断第适时调整。在社会中，平等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平衡，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学术界是一个更需要精英主义的地方。学术界如何在一个普遍信奉平等主义的社会中保持相对于社会其它部门更多的精英主义，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事情是，绝大多数人在讨论学术界问题的时候并不自觉地知晓学术界中存在的这种内在的深刻矛盾。在用平等主义的原则反对精英主义，结果是让行政主导和集中管理钻了空子，使得学术界既不能有充分的平等和民主气氛，也不能保持应有的基本权威。没有任何体制是完美的，但是在用平等主义对不完善的基于精英原则的学术体制进行批判的时候，常常只是在用更糟糕的体制来替代而已。这正是从学术暴民统治走向学术暴政的失去学术自由之路。
“两种文化”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
现代的人文学者们过去在学术界享有的学术精英地位在逐步失去给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后，他们反而普遍成为了学术界中要求平等和反对精英主义的先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变成了学术界的无产者和二等公民之后，愤而揭竿而起，普遍地转向社会成为面对大众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呼唤失去的其实历史上并不确切普遍存在的所谓“人文理想”。
事实上，真正的“人文理想”是追求可靠的知识和人类体验的理想，它只是历史上少数的精英人物和团体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成为过普遍的现象。我们只要看看历史上受到教育的能写会算的人数是多么渺小就可以对此一目了然。当年追求“人文理想”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是以人类理性为最高原则，面向所有的人说话，他们的对手是王权、神权和无知这些非理性的社会力量以及神秘的自然力量。而今天的所谓追求“人文理想”人文学者，往往是以人类理性为对手，试图联合非理性的社会力量，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会科学的知识“霸权”。当年的“人文理想”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追求人类解放必由之路，而今天的人文学者信奉的是“知识就是霸权”，知识是人类必须从其中被解放出来的力量。
在现代社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直在持续追求着“人文理想”的不朽事业，创造和探寻新的知识和人类体验的可能性。早期社会中的人文学者其实大都是百科全书似的人物，是集对社会、自然和人文知识于一身的人物，和今天普遍知识狭隘和没有创造力的人文学者们毫无共同之处。在相对地逐步失去了追求“人文理想”的能力之后，今天的绝大多数的所谓人文学者们自然只能退守到了学术界的边缘，成为学校中的二流教师，靠回忆曾经有过的学术尊严和“人文理想”过日子。他们在孜孜探求更为可靠和切实的知识和人类体验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面前相形见拙。为了挽回他们的地位，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批评者，因此发明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各种社会会批判理论。其实只不过是打着社会关怀和平等主义的幌子，在寻找曾经阔过的感觉。这正是所谓学术和知识界中“两种文化”的分裂和矛盾。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人文学者一棍子打死。这不表明我否认今天少数真正的人文学者的存在以及我对他们的毫无保留的尊重。这也并不表明我对真正的“人文理想”的尊重和追求需要有任何掩饰。
我只是要说，绝大多数的打着“人文理想”的人文学者们不过如此，因为他们知识狭隘，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常识缺乏基本认识，根本不配被称为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者，但他们发明的迷魂药不仅麻醉他们自己，还对普通大众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他们反对自然科学、反对工程科学、反对经济学，反对社会学，反对凡是具有可靠的和确切的知识的，或者应用了一丁点数学的任何学问。作为天生的卢德派，他们的确对现代社会中的愚夫愚妇颇有吸引力。只是，人们跟随着他们的唯一出路只会是走向现代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反面。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已经充分地为以上的结论给出了注解和说明。
结论
我们今天的学术界存在着基本的价值和混乱迷茫。其基本症状是很多基本的学术标准和质量得不到保证，学术界的基本权威受到损害。标准化和指标化，行政主导和集中管理成为学术界中人们的普遍梦魇。其根源其实在于我们在面对学术界平等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内在矛盾的时候常常选错方向。
人们常常抱怨商业文化对学术界的标准和精神的侵蚀，完全无视商业主义中对利润和创新的不懈追求的内在要求也同时使它具有高度的精英主义的特性。结果是学术界在坚信道义上对商业主义的抵抗正义性的同时，失去了和商业主义的正常对话的能力和携手抵抗其它侵害的机会，反而在行政权力和平等主义面前失去了起码的抵抗能力。可怜的学术界在受到行政权力和平等主义的百般蹂躏之后，最后沦落为拜金主义的信徒。
人们并没有看到这些现象的更为深刻的根源是在于对平等主义的过分追求和对精英主义的过分疑虑，使得学术界无法建立自己真正的标准和规范，使得标准化和指标化，行政主导和集中管理这些和学术发展格格不入的东西成为了主导。这不仅是普遍追求平等主义的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中所谓“两种文化”分裂的结果。
平等主义本身并不是要被反对的，需要被反对的是在追求平等主义的时候抹杀和牺牲个性和差异。而这些常常被抹杀和牺牲的个性和差异，正是学术界赖以生存的精英主义的基础。失去了这样的基础，学术界就真正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
IQ、EQ和女明星的三围，都是大众文化平庸和无害的指标和标准。当和它们类似的东西成为衡量学术的标准和规范的时候，我们还还不清楚事情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事情就不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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